唐山大地震40周年：时代朝前走 逝者已矣。惟时代之前行，或可告慰他们。左，震后的唐山市路南区；右，震前的唐山市路南区今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天崩地裂，巨大的灾难降临唐山。造成二十四万二千多人死亡，十六万四千多人重伤之惨剧。①逝者已矣。惟时代之前行，或可告慰他们。以越来越开放的心态，融入国际社会，拥抱国际救灾援助唐山大地震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和组织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但没有被接受。如中国首任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回忆：“在第一时间，（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达尔就给我打来电话，除了说她本人和总统对中国唐山大地震深表同情外，还坚决地提出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但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我们在当时不可能接受菲律宾方面的援助，只是这份情谊当长记于胸。”②改革开放后，对国际救灾援助的立场渐渐发生改变。1980年，中国遭遇严重的“南涝北旱”灾害。10月份，外经部、民政部、外交部向国务院写了《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提出“鉴于发展中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要求救灾署组织救济较为普遍，属于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的性质”，“今后我国发生自然灾害时，可及时向救灾署提供灾情，对于情况严重的，亦可提出援助的要求”。国务院批准了该请示。稍后，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中国提供了2000多万美元的物资援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接受外国救灾援助。③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对国际救灾援助保持着一种“不主动提出和要求援助，对方主动提供援助又不附加先决条件，可以接受”的立场。至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会始以更为开放的姿态，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得到来自20多个国际、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00多万美元的援助。1988年云南地震，经中方主动提出受援请求，亦得到3000多万美元的国际援助。④此后，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抗洪、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均能见到国际救灾援助的身影。…[详细]震后的唐山市区一片断壁残垣以科学认知，来应对地震灾害，重心从“预报”转向“防震”“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哪个单位的？’‘……地震局的……’‘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为什么？’‘啊！你们还要吃饭吶？没你们的！’……”⑤这是国家地震局的工作人员，1976年在唐山的瓦砾之中的遭遇。民众的愤怒可以理解——在刚刚过去的1975年，全国皆在宣传辽宁海城地震乃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成功预报的大地震”。民众普遍坚信地震可以提前预报，进而让人和物资提前转移。然而，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过是一次“巧合”。如果没有大量具备破坏性的剧烈前震，仅凭所谓“短期预报”，辽宁省当年是没有办法发出预警信息的——顾浩鼎的“短期预报”里称“地震在辽东半岛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也可能大一些，即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及沿海海域”，如此大范围的“预报”，是没法操作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的修正版“预报”将地域缩小至“辽东半岛的金县、营口一带以及丹东”，但预报时间长达一年，也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其实，海城民众因前震而自动疏散时，政府的预警信息还没有发布。⑥海城地震的经验，被错误总结成了“地震可以预报”，也使应对地震的重心，错误地由“防震”转向了“预报地震”。1977年，河北省当局在总结材料中，即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做出了如下反思：“唐山市过去的基本烈度定为六度，显然太低，因此绝大多数建筑物没有抗震设防，无力抵抗这次强烈地震。”“唐山市的民用建筑，绝大多数为多层砖混结构，抗震性能较差。从调查过的一百二十三栋房屋中，倒塌或严重破坏的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八；经修复还能使用的为百分之四点二。”……并记取了如下教训：“在规划中必须记取唐山路南区因为坐落在活动断层上二遭到全面破坏的教训，首先要查明活动断层的所在，绝不在活动断层及其邻近地区搞建设”“要留有避震和疏散余地，充分利用对建筑物抗震不利的地段，开辟公园、体育场、绿化带。”“新建工程必须考虑抗震设防。”……⑦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教授史保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言：“目前的技术还是无法判断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和震级。”“可以肯定地说，还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动物可预测地震。”“真正的地球介质和地壳内部的真实变化从根本上讲我们知道的还很少。”“美国应对地震的基本思路是‘防’。”“我认为是（应对地震还是要）以防为主。严格按照建筑标准，以防为主；或者在一些大的断裂带，不适合人居住的话就不要居住了。不适合盖水电站、核电厂等各种重大设施的地方，也一定要避开这方面的建设。”⑧这种思路，与唐山大地震之前，已是截然迥异。…[详细]唐山大地震中，被扭曲了的铁道成立“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依赖专业技术，让救援更有效地震救援需要专业技术和专业设备。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依靠人海战术来应对自然灾害。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大部分幸存者是解放军用双手，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当年参与救援的战士曾如此回忆：“我们没有口罩，没有手套，没有工具，都用手去挖去刨。因为部队接到命令就直接走了，没人知道这灾情的严重程度，会死亡这么多人，自然没有准备，没有人去解决这个工具的问题。”⑨同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已开始出现专业的救援队伍。2001年4月27日，中国正式成立“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该救援队主要依托工兵团某部，由国家地震局应急司主管，而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负责相关的技术、培训和物资保障。2008年，这支共计214人的救援队参与了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遗憾的是，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尽管国家救援队通过数年建设，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和声望，也有了比较完善的设备和培训，但是在不少地方省市，这一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位地方地震局官员表示，据他所知，目前大部分省的地震救援队伍都依托当地消防、武警部队，主要由公安部调遣，地震局负责提供培训和设备支持，但是由于进口地震救援、灾害评估、通讯保障设备昂贵，不少省都缺少专业设备。”⑩2010年，“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队伍扩编了一倍，达到480人。不过，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感慨“我们现在大部分救援工作是依靠军队、武警，但他们并不具有灾害救援的专业技术，‘与非专业的队伍相比，专业队伍的作用可以说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一支专业队伍是不够的。”（11）虽则如此，若较之1976年唐山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成立，无疑已属进步。…[详细]唐山大地震时，没有专业救援共计，战士们只能用双手救人注释①徐学江，《我撰发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新闻稿前后的经历》，《档案天地》2013年第9期。②柯华/口述、郭彤彤/执笔，《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P235-236。③④《当代中国的民政》（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P37-38。⑤钱钢，《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P202-207。⑥孙滔，《海城地震预报：难以传承的“经验”》，《科学新闻》 2009年第9期。关于地震只能“预测”难以“预报”这一学界公认的结论，另可参见：刘彦伟，《脸厚可以预测地震》，今日话题第618期；刘彦伟，《日本真的预报了地震？》，今日话题第634期；丁阳，《不要期待地震可以被预报》，今日话题第2404期。⑦《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7，P01-09。⑧黄永明，《史保平：地震预测和防震的美国经验》，《科技导报》2008年第10期。⑨《唐山大地震40周年：“我们没有工具，都是用手去挖去刨”》，澎湃新闻，2016/07/25。⑩滕晓萌，《214人团：中国地震救援队全解密》，新华网，2008/05/15。（11）李秀江，《中国灾害应急体系之变》，《小康》2010年第8期。
牺牲7人消灭日军3500人，可信吗？ “墙缝战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场战斗，果真以牺牲7人之代价消灭了超过3500名日军吗？近日，“墙缝战斗”战绩这一原本属于学术研讨范畴的问题，被搅进了法庭自2015年以来，“墙缝战斗”频繁成为历史圈的热议话题。先是有媒体刊文称，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军队）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在10小时战斗中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牺牲7人”，故该战斗所属的“镜泊湖连环战”，乃是被埋没的“抗战最大大捷”。①此说一出，引起相当多的质疑之声。近日，参与“墙缝战斗”的抗日将领后人，又将质疑者告上了法庭。那么，“墙缝战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场战斗，果真以牺牲7人之代价消灭了超过3500名日军吗？“墙缝战斗”中方六、七百人参战，没什么争议；但毙伤日军数量的争议非常之大“墙缝战斗”发生于1932年3月中旬，地点是在宁安县镜泊湖地区。九一八事变后，原吉林步兵第二十七旅第三营起义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副总指挥孔宪荣，前方司令吴义成，参谋处长李延禄（中共地下党员）。该军自1932年2月起，在吉林敦化、镜泊湖、海林、宁安一带连续与日、伪军交战。“墙缝战斗”是其中的一次伏击战。之所以叫“墙缝战斗”，是因为该处地形特殊。据当地党史资料，“小龙湾（墙缝）战迹地遗址，位于宁安市镜泊乡湖西村西南四里处。由于地处牡丹江上游入湖甩弯的地方，因此当地人又叫‘小龙湾’。墙缝面临牡丹江，北靠群山，西临东大泡，东面是悬崖峭壁。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敦化通往宁安的咽喉要道。这里遍地是大石头，东一块马头石，西一块卧牛石，山崖下边是一条弯弯曲曲，长达五、六里长的小山路。”②略言之，因道路狭长，巨石众多，隔段即有裂口，故有“墙缝”之俗称。“墙缝战斗”中方参战部队数量，李延禄的说法是700人，日方资料的说法是“六七百人”，大致无误。惟毙伤日军数量有很多种说法。概括起来，可以区分为“百人上下”和“三千余人”两种。下文分别就这两种观点，介绍其核心史料。2015年，曾有多家媒体刊文肯定“墙缝战斗”7﹕3600的战绩第一种说法：毙伤日军总计在百余人上下1、1933年，国民救国军自己出版的宣传材料称：毙敌兵一百二十名，负伤者数目不明先看中方材料。1933年10月，王德林、孔宪荣等人，以“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的名义，在关内编印发行了一册《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据该书描述，“墙缝战斗”之战果如下：“（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混战至两小时左右，敌人阵线混乱，曲团李营（本文作者注：伪军），举旗投诚。日军小川部急遽后退，被马连长从后追袭。日军损失奇重，几遭全灭。……本役计毙敌兵一百二十名，负伤者数目不明。小川大尉阵亡。失却辎重车二十二辆。我军阵亡连长卓景福、连附卢庆各一员，中士李宝贵，负伤士兵九名。夺获给养车十七辆。”③作为一册旨在发动募捐的宣传材料，王德林、孔宪荣等人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缩减乃至隐瞒其部队抗日战绩。2、据日方材料，参加此役的日军部队，在整个“镜泊湖连环战”中，战死26人，负伤39人再看日方材料。据日军参谋本部编纂之《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参与“墙缝战斗”的日军上田支队，在整个“镜泊湖连环战”中的活动情形如下：“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为恢复敦化、宁安一线的治安，3月11日令在长春待机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到郑家屯附近。派遣原在该地守备的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去敦化，一并指挥葛目支队。接着，3月17日，以该大队长上田中佐为首编成上田支队，令其在扫荡敦化、宁安之间的匪贼后进入海林，经过中东铁路返回长春。上田支队3月19日从敦化出发，主力经镜泊湖东侧地区，一部分经镜泊湖西侧地区前进。3月30日到达海林。在这期间，该部冒着寒风积雪，越过难行的道路在南湖头、东京城、宁安及海林一带进行了10次战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上述战斗中战死26人，负伤39人。”④此外，据日本《上海满洲事变殉国将士显彰录》记载，1932年3月，上田支队在镜泊湖一带死亡有名有姓之士兵为50名。3、据地方志调查资料，整个墙缝沟最多能容纳1000人左右，被打死的日军约70人再来看实地调察资料。据《宁安县志》的说法，此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共消灭日军70多人。”⑤据编纂者披露，这个数字的来由如下：“《宁安县志》原来在附录记载的《宁安县军民抗日活动纪略》专章中讲到‘墙缝战斗’一事，最初访问当事人李延禄同志时，据他讲：‘当时在墙缝消灭日军上田支队万人师团’。经实地调查，一些知道情况的人们都说：‘没有消灭那么多的人，整个墙缝沟最多能容纳1000人左右。’最后他们找到了当时被日本侵略军抓去掩埋尸体的老黄头和老李头证实说：‘当时被打死的日本鬼子最多也不过70人’，于是就以这个数字作为‘墙缝战斗’中消灭日军的数字记载入志。”⑥另据吕永华《试论王德林抗日救国军的兴衰》一文转引之《关于墙缝战斗》（宁安县志办公室访镜泊公社湖西大队黄春亭，1981年8年4日）的说法，此役“打死日军六十余人、炸死三十余人”。⑦4、抗战期间与王德林和“国民救国军”相关的很多媒体宣传资料，没提过“墙缝战斗”其他材料。1933年，时敏编著抗日宣传图书《还我河山》，收录有文章《郑兴司令谈王德林作战经过》。郑兴乃王德林所部将领。郑讲述了“中国国民救国军”自起兵至退入苏联境内的全过程，其列举的重要战事当中，并无“墙缝战斗”。1937年《国闻周报》刊文《民族英雄王德林》，也无一字提及“墙缝战斗”。若该役确实毙伤日军3500余人，这些报道似没有理由不提及。⑧“国民救国军”正、副总指挥王德林、孔宪荣第二种说法：我军700人以牺牲7人的代价，击毙日军3600人以上该数据，唯一的出处是“中国国民救国军”将领、地下党员李延禄晚年的回忆资料（2015年的部分媒体报道将其“修正”为“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1、五十年代，李延禄撰文称“此一战打死敌人三千六百人”1954年，李延禄撰文《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组成与活动概况的回忆》，其中写道：“三月十三日，因攻克敦化、额穆县之后，日军田野少将来追击，李延禄、孟泾清两同志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对策，当时我们所居地势是起伏的森林山地、巍峨的岩石。对我阻击十分有利。由参谋处拟定了作战计划，经总部批准，采取引敌深入双方夹攻，使敌遭到沉重的打击。此一战打死敌人三千六百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二千支。”⑨2、七十年代，李延禄解释称：3600人这个数据，是根据战场遗留的枪支推算的，这个推算存在很大的漏洞李延禄这个“打死敌人三千六百人”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1979年，李延禄出版口述史著作，就此作出了说明。据该书，此役末期，参战的李延禄曾对所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故而“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但确切的战果还不知道，部队的伤亡情况也不清楚”。直到日军余部全部撤走，“我们的部队乘空又插回来一部分，到‘墙缝’搜索战场，……在‘零三’阵地前面的开阔地上一敌寇阵亡士兵三处火葬地点，竟发现了敌人不及运走的枪支，可见敌寇当时是怎样恐慌而忙乱了。所有那些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给烧毁了。原来敌寇士兵的尸体，被垛成三大垛，底下堆积些木柴、大车厢板之类，进行焚烧。那些枪支木柄有的还没有烧完，有的却只剩了枪筒。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枪筒残品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索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李并称：“我们在‘墙缝’战役中总计牺牲官兵七名。”⑩也就是说，此役，日军打扫了战场之后，李延禄部才重返战场。“打死敌人三千六百人”这一数据，并不是点数敌军尸体所得出，而是以战场遗留枪支数量为依据所进行的推算。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承认李延禄所说的“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枪筒残品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索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是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这3600条枪，就对应着3600余名日军的死亡。因为1933年出版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一书中，明确提到了此役“夺获给养车十七辆”。镜泊湖连环战示意图《东北抗日联军史》采纳了“击毙日军120余人”这个数据要将某场战斗的敌我伤亡数据精确到百位数、十位数乃至个位数，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要判断某场战斗，究竟是毙伤了日军“百余人上下”，还是击毙了日军“三千余人”，却并不难，很多时候只需要常识即可。具体到“墙缝战斗”，可参考201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的描述：“3月，吉林国民救国军在海林、南湖头、宁安、关家小铺等处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打击了日伪军。3月18日，吉林国民救国军在宁安县墙缝一带伏击日伪军，将走在队前的伪军1个营缴械，击毙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人。”（11）这个数据当然还说不上非常准确，但至少说明《抗联史》的编纂者们也难以认同“此一战打死敌人三千六百人”的惊人之说。1933年出版的《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中记载的死于“墙缝战斗”（墙缝即位于“南湖头”附近）的日军注释①《被尘封的最早“最大抗战大捷”？》，新华每日电讯9版，2015年5月15日。《“抗战第一大捷”并非“抗日神剧”》，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5月28日。②中共宁安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墙缝战斗》，收录于《革命老区宁安》，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P185-186。③《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编印，1933年，P17-18。④日军参谋本部编，田琪之/译，《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P43。《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料汇编 吉林分册》收录于的《对吉林省讨伐经过》，也“选译自日军参谋本部一九三三年编印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一书有关吉林部分”，内称：“三月十九日，以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长上田利三郎为队长，由该大队(欠第二中队、第四中队一小队，及机枪队、步兵炮队各半部)和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组成的“上田支队"，从敦化出发，扫荡敦化至宁安间匪贼。该支队主力沿镜泊湖东侧，一部(第一、第五大队所部)沿镜泊湖西侧前进，从大山嘴子分手，到东京城汇合，三月三十日到达海林。在此期间，曾在南湖头、东京城、宁安及海林附近与匪交战十次，日军战死二十六名，负伤三十九名。四月三日，上田支队各部从海林返回原驻地。”（P334）⑤宁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宁安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P550。⑥柳成栋，《伪满洲国史实问题如何在地方志中记述》，收录于《黑龙江省地方志协1988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黑龙江省地方志协会/编辑，1989，P78。⑦《吕永华，《试论王德林抗日救国军的兴衰》，收录于《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3，P218。⑧时敏/编，《还我河山》，中国自强学社，1933，P172-173。《民族英雄王德林》，《国闻周报》1937年第29期。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 附录一》，1955，P252。⑩李延禄/口述、骆宾革/整理，《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P33-37。（11）朱姝璇、岳思平/编著，《东北抗日联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14，P27-28。
蒋介石去台湾后，杀了多少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实际被蒋介石、蒋经国屠杀的无辜人士远不止30万人”。台北六张犁地区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公墓对于台湾戒严时期的死难人数，网上流传一种说法，称台湾“实施了47年的戡乱戒严大屠杀”，“马马虎虎的统计至少屠杀了14万人，实际被蒋介石、蒋经国屠杀的无辜人士远不止30万人”云云。那么，揆诸史料，两蒋时代台湾究竟“屠杀”了多少人？在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有约3000—5000人因政治案件被处死，其中约800人是蒙冤致死，可向政府申请补偿所谓“台湾戒严时期”，系指1949年颁布戒严令，至1987年宣布解严的38年时间。1991年，台湾终止“动员戡乱”，社会恢复正常。在此期间，台湾为防止中共势力进入，颁布《惩治叛乱条例》、《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特殊法令，限制民众自由权利，致使很多无辜者获罪被捕，称为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1988年，“法务部”官员陈守煌报告，“国防部”军事法庭在白色恐怖期间受理政治案件29407件，受难者约14万人。此后“监察院”统计，其中约有3000—4000人被处决，这一数字得到持激进“台独”立场的前“立委”谢聪敏认可，故有相当可信性。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估计，如龙应台说，“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②以比例来说，1950—1956年处死人数占戒严时期全部政治死刑数的90%，那么这一时期因政治案件被处死者约为5000人。解严后，台湾当局对蒙冤者进行补偿，2006年颁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规定除已受补偿者，及“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外，蒙冤者都能获得一定补偿。截止2014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受理统计，戒严时期因政治蒙冤者共7159人，其中809人被处死。③总的来看，台湾在戒严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处死者约为3000-5000人上下，其中约800人已被证实是冤杀。有关两蒋在台湾屠杀30万人的网文戒严期间，台湾因政治案件而死难者，多为地下党或左翼青年戒严时期的法令，主要针对的是中共在台湾的潜伏人员。按照《惩治叛乱条例》，凡将秘密文件、军需物资等交付大陆；为大陆招募兵夫、运输弹药、传递信息者；……都可能被判处死刑。1949年前后，台共为配合大陆攻台，在各地建立武装基地。台中工委建立了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基地，策动暗杀警察及国民党特务。1950年被破获，总共18人被捕，9人被处决。蔡孝干等在鹿窟山区设立了武装基地，并发展原住民入党。1953年，台湾当局搜查鹿窟基地，总共183人被抓，36人被枪决，其中包括了不少农民和矿工。“鹿窟基地案”是台湾破获的最重要的一起匪谍案。④1987年，蒋经国发布“解严令”位于台北市六张犁地区的一片墓地，埋葬了约200名戒严时期被处死者，如今被开辟为“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经过多年研究，这些死者当年的“罪名”很多已被查明，并公开在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随手查阅，即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案例，“陈麻成，福建连江人，业商。1951年底，陈麻成由中共‘人民解放军第四分区’工作组长陈震南派遣，于高登岛一带调查国民党军队部署，将情报交予陈震南。又潜伏于高登岛，将岛上情形以信件传回。后为高登岛游击办事处察觉，将陈麻成等人逮捕，判处死刑。”⑤在特殊情势下，确有不少人蒙冤。如1949年的“澎湖七一三事件”，当时5000多名流亡至澎湖的山东学生，被强征入伍。校长张敏生等为让学生继续上学，多方奔走，结果被冠上“妨害建军”的罪名，使此案成为“匪谍案”。张敏生等7人被枪决，另有2人死于狱中。⑥又如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案中，陈水炎、李振荣、林如松等5人，只因阅读《资本论》等日文书，即被控“参加匪党”、“知匪不报”，判处死刑。如此政治高压之下，中共在台组织被彻底破坏。1950年上半年，台湾即“缉获匪谍案300余宗，人犯1000余名”，主要是中共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在台秘密组织以及苏联在台秘密情报组织成员。⑦据大陆官方披露，1949年前后，中共派出1500多名干部赴台，其中1100多名被捕牺牲。⑧199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的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中，中共地下党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等名列其中。戒严时期被处死者，还有个别“台独”分子及原住民精英；至70年代中期后，政治处决基本终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独”案件层出不穷，但被处死者极少。陈智雄精通8种语言，曾在日军占领下的南洋地区出任文员，后加入了廖文毅组织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60年返台后，陈智雄继续宣传“台独”，不久被捕，依照《惩治叛乱条例》判处死刑。另外“台独联盟”的宋景松、“台湾独立会”的郑评也被处死。台湾一些原住民精英人士，因同中共地下党合作或推动自治，而被当局打击。1949年，简吉创建中共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和原住民领袖汤守仁等会面，商谈建立无线电话通讯及电台、建立武器修理所、确立武装根据地等事项。随后，汤守仁建立了“高砂族自治会”（即“蓬莱族解放委员会”）。1954年，汤守仁等3名原住民被处死。⑨综而言之，蒋介石治台期间，因政治案件被处死者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岛内中共势力几乎被全部清除后，这种政治性的处决也告停止。⑩不过呢，虽然网络上流传的台湾“马马虎虎的统计至少屠杀了14万人，实际被蒋介石、蒋经国屠杀的无辜人士远不止30万人”之说过于夸张；但台湾戒严时期存在众多政治死难者，仍是两蒋时代抹不去的历史污点。绿岛曾经是台湾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注释①④李筱峰：《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类型》，《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之法律与历史探讨》，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2001年；②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③廖青扬、杨书育：《法治实战史》，2014年，第68页；⑤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创办“台湾外省人生命记忆与叙事”网站，历史典藏品，典藏编号：001046；⑥林传凯等：《澎湖山东流亡师生案》，《台湾外省人生命记忆与叙事数据库》；⑦侯坤宏：《战后台湾白色恐怖论析》，《国史馆学术集刊》第12期，2007年；⑧《北京建成纪念广场 铭记牺牲于台湾的无名英雄》，中新网2013年12月17日；⑨吴昆财：《白色恐怖时期下的原住民汤守仁》，《嘉义大学通识学报》2012年；⑩苏瑞锵：《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之审判——主要罪名与处分型态》，《中华人文社会学报》第14期，2011年。
孙中山是“勾结日本”的亲日派吗？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短史记将推出系列专题，廓清笼罩在孙身上的种种迷雾。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广场上的孙中山铜像近年来，围绕孙中山有意向日本租让满洲及签署《中日盟约》等问题，有关其“亲日”，乃至“卖国”的讨论，时常见诸网络。如知乎上有网友提问，“同样是勾结日本，为什么孙中山是爱国者，汪精卫是卖国贼？”有网友回答，“孙中山命好，在1926年就挂了，不然要是活到了1942年，以他一贯的亲日派作风，早就跟日本合作，现在成为头号汉奸了。”或者说，“孙中山更有亲日的嫌疑，孙和日本关系一直很好，宋教仁被杀之时，孙一时愤懑，想去日本借兵伐袁，据说还和日本签有卖国协议。”等等。揆诸史料，这些回答大都既回避了孙中山求助日本的复杂考量，更忽略了他警惕日本，乃至抗拒日本的言行。孙中山早年为革命常采取实用主义，但对日本侵华一直持高度警惕从1884—1924年，孙中山先后14次进出日本，累积居留时间超过9年。他将日本选作革命基地，主要有几方面考虑，一是这里靠近中国大陆，又有大量留学生，方便开展革命；二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三是中日两国同属亚洲，且所谓“同文同种”，因此孙中山一直期望日本能援助中国革命。①孙中山和宫崎滔天合影与此同时，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一直心存警惕，如1903年孙中山发表《支那保存分割合论》，声讨日本对福建、浙江地区的侵略。1911年2月，孙中山被给宫崎滔天写信说，“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②武昌起义后，因日本为清廷提供武器，孙中山又对宫崎等明言：“非常怀疑日本的意向，日本会不联合英俄压迫、掣肘革命军吗？”回国途中，他遍走欧美各国，一方面是游说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让英美联手，阻止日本干涉革命。革命期间，孙中山对日本民间人士抱有好感，但对日本政府是极为不满的。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时，日本拒绝向革命党提供武器；1907年和1910年，孙中山两次被日本驱逐出境；1908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被日本查封。到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愤慨，表示自己“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之对待，甚为不满”。③只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孙中山时常不得不对日本政府委曲求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孙中山怀有革命理想，而又缺少实力，除了通过不断变换盟友，以实用主义手段来实现目标外，别无他法。桑兵就此判断，“孙中山对其政治思想愈是笃信，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竟至给人不择手段的印象。和袁世凯不同，孙中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实现共和，他相信革命成功后，即能一举收回失去的利权、领土。1919年后，孙中山的“反日”言论日趋激烈，遭日本媒体一再批判一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勃兴，孙中山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公开谈论日本侵华行径。如1917年5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称“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等，言明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还说，“日本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谓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④，言辞相当激烈。1919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批评更是日趋激烈。他向《朝日新闻》记者谈起“一战”后的中日关系时，指斥日本军阀“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竟意图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孙中山最后指责日本人“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⑤这才致使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亲近欧美，而仇恨日本。对于日本的野心，孙中山也是很清楚的。1921年，他对美国记者辛默表示，“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不过好在“日本此种政策，幸尤非日本臣民均所赞同，乃系彼军阀中之野心家主张而已”。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受英文报纸《日本年鉴》采访，说到满洲问题，“承认日本在‘满洲’持有领土的问题可暂时维持现状”，但强调“这并非应将日本列进与其他列强不同范畴之中”。⑥满洲和香港、澳门一样，迟早要被中国收回的。针对孙中山越来越多的“反日”言论，日本媒体竞相批评。如《东京日日新闻》指责孙的言论“带有危险的激烈性质”；《大阪每日新闻》则警告孙中山, 称他的言行有“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⑦可见孙中山晚年是绝谈不上“亲日”的。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对日态度是一方面，选择的策略又是另一方面。依据局势的变化，他的对日策略是不断调整的。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自然不能发表指责日本的言论；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后，他才获得了直接批判日本的环境。1918年，孙中山在广东第二次建立军政府时期，因面对的敌人是日本支持的张作霖，他对日言论最为激烈。到了1923年，第三次军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对手已变为亲英美的曹锟、吴佩孚，那么他相应地改变策略，期待联合日本，一同反对英美。⑧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如学者俞辛焞所言，“政治家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言论，可以随环境变迁而有所不同，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政治家的认识问题，毋宁说是政治策略问题，孙中山亦不例外。”“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闻讯从日本回国。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内商讨反袁注释：①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82页；②《致宫崎寅藏函》（1911年2月3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508页；③⑧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3、574、586页；④《与<益世报>记者的谈话》（1920年1月26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06页；⑤《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4页；⑥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4页；⑦段云章：《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蒋介石的学历，有没有造假？ 蒋介石“学历造假”之有无，是史学界争执多年的一桩公案。有学者说有，有学者说无。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蒋介石究竟有没有“学历造假”，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李敖是抨击蒋介石“学历造假”最激烈之人。在《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中，李敖指出：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鉴》中的蒋介石履历、1937年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1945年5月出版的《蒋主席》等书，均声称蒋介石曾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而事实上，蒋留学日本，读的是振武学堂——这是日本政府专为培养清廷留日军官学生而设的预备学校。所以，很显然，蒋介石存在着“学历造假”的劣迹。①大陆学者陈红民，则对李敖的这种指控不以为然。陈认为，蒋介石自20年代在政坛崛起，关于他的传记、文章层出不穷，李敖所列举的这几份材料的代表性有限。更多的关于蒋介石的权威材料，在其学历问题上，是据实描述的。比如，陈布雷编写的《蒋介石先生年表》、台湾官方的“中央社”所编《“总统”蒋公大事年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介石日记》中的《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蒋对青年军从军学生的讲话……等，均称蒋自振武学校毕业后，进入日本高田野炮兵联队升为士官候补生；而没有说蒋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这些更官方、更权威的材料，符合史实，没有造假。至于李敖提到的那几份材料，虽然是真的，但“很难找到蒋介石本人与那三份造假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它们既非蒋介石所作，亦非蒋介石授意写作。……不应让蒋介石为所有介绍他的文字直接负责。”所以呢，“说蒋介石“学历造假”有失公允”。②北伐时期的两张蒋介石戎装照这两种意见，所依据的史料，其实存在一个很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其实呢，李敖指控蒋介石“学历造假”的材料，确实存在；陈红民用来为蒋介石辩解的更权威的材料，也没有问题。事情的关键在于：关于蒋介石学历问题的叙述，以1945年6月底为分水岭，可以被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1、1945年6月之前，无论是国民党内部文件，还是民间资料，大都习惯于说蒋介石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比如，1927年2月，三民公司出版的《蒋介石先生集》中，称蒋介石“就学于东京之士官学校”。③1935年7月，建国书店出版的《蒋委员长奋斗史》中，称蒋介石“到日本后，初入振武学校，仍与在保定军官学校时一样，选习炮科，后改入陆军士官学校。”④1936年10月，周佛海撰文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也说蒋赴日留学，“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陆军士官学校”。⑤1937年7月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志》，对蒋介石的介绍中，也说他“被当局派赴日本，进士官学校”。⑥1939年2月出版的《今代世界伟人传》，则称蒋曾被“转送至日本士官学校”留学。⑦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军将佐石丸藤太，于1937年出版了一部《蒋介石传》，书中称：“蒋氏自在日本士官学校，将学科告了一段落之后，便被派到新泻县的高田旅，和另外的十五名中国学生，在军队里实习”，很显然，石丸将“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混为了一谈——事实上，石丸所列举的参考资料“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书”，明确说蒋介石当时入的是“振武学校”。这或许说明，受当时通行说法的影响，石丸并未注意到“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的区别。⑧2、蒋介石在军队训话中，常常提及“日本士官学校”如何如何，可能是造成外界认为他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一印象的主因如1933年10月2日，蒋在南昌演讲，说“即如日本士官学校，他们对于初入伍的学生，最初几个月，完全就是教他怎样吃饭，怎样穿衣，怎样戴帽子，怎样走路，怎样洗扫房间，乃至怎样倒痰盂”，容易给人一种亲历者现身说法的印象；再如，1938年4月17日，蒋对军官训练团大讲了一通“中国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求学”时的局限性，又说“本委员长在军官学生时代，就是如此”，也容易给人一种蒋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印象。⑨3、但是呢，并没有材料能够证明蒋是有意想给人造成上述错误的印象，事实上，蒋不忌讳谈论自己就读振武学校的这段经历比如，1942年8月22日，蒋在兰州兴隆山军事会报上训词，针对士兵吃不饱的问题，回忆起自己的留学往事：“我们一般留学生，原先在振武学校读书的时候，吃饭并无规定，普通人总要吃三四碗，到了联队里，突然要减少食量，大家岂不是要饿肚吗？事实上在初入伍的时候，大家也都感觉吃得不够，但到了一个月之后，习惯成自然，就都不感觉不足了。”⑩1919年，朱执信曾感慨，中国派赴日本留学的军官，除少数人外，学的都是振武学校的课程。（11）这也是蒋不忌讳谈振武学校往事的一个重要背景。1945年1月，蒋在军委会内部，也曾谈起过自己的振武学校往事。4、兴隆山训词等属于内部讲话。1945年6月底，蒋在天水对青年远征军发表公开讲话，回顾自己的留日经历，才算将坊间多年来的讹传彻底纠正了过来蒋在会上说道：“本委员长今天要将四十年前我个人入伍从军，立志革命的经过，简单的告诉各位。……我在十八岁的这一年，便东渡日本，准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依当时的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士官学校，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我既不是政府所保送，自然不能入校。因此我在日本只留学一年就回国了。到了第二年，我考取了当时陆军部所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明年由速成学堂考取留日学生，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即是日本的预备军校。在振武学校读了三年，到第四年派入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当一等兵，不久升为上等兵——即日本士官学校候补生。——这一年当兵的生活，乃是我平生经历最困苦的一个时期。……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国内发生了革命，我就回国组织革命军，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12）蒋的这段叙述，与其留学档案一致。该讲话被《中央日报》等媒体广为刊载。此后，关于蒋的留学经历，就基本上以该讲话的描述为准了——前述李敖所举证实蒋“学历造假”的材料，大都产生于这次讲话之前；而陈红民所举为蒋辩护的材料，则大都产生于这次讲话之后。5、其中，李敖所提到的1945年5月出版的《蒋主席》一书，最能说明该讲话的分界岭作用《蒋主席》一书由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政工局局长邓文仪组织编著，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背景。该书出版于1945年5月，也就是蒋介石公开讲述留日生涯的前一个月，书中仍持旧观点，说蒋“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到1946年，邓文仪重新编著新书《伟大的蒋主席》，就再也不提蒋“考入士官学校”之事了。（13）民间著作，也大都采纳了新说法，如1948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对蒋的描述是“先生入振武学校仍习炮科，卒业后，即编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入伍见习”，只字不提昔日盛行一时的“考入士官学校”之说。（14）换言之，早在40年代中期，因蒋介石自己的公开讲话，其学历谜团，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解决。本无须李敖在数十年后“重新考证”。至于蒋介石这种情况，算不算“学历造假”，文章不给结论，各位读者不妨自行判断。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振武学校军事课程只占20%比例，蒋介石以倒数第八的成绩毕业最后，还有一个值得一谈的问题，那就是：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众所周知，振武学校是一所为培养清廷留日军官学生而设的预备学校。既然是预备学校，其课程自然也就更倾向于基础性科目。据统计，在振武学校的课程中，军事课程只占到了20.2%（具体见下图）。蒋在这里所学，远不足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队士官。不过，鉴于留日之前，蒋只在奉化县城受过两年新式中学教育，“912小时的数学课程，300小时的理化课程，104小时的博物课程等振武学校的学习经历，应是蒋介石接受现代科技文明洗礼的契机”。但蒋的新式教育底子终究太差，1910年11月从振武学校毕业时，其总成绩在62名毕业生中，排名第55，倒数第八，不能算是优秀。稍后，蒋被分配至日军野战炮兵第19联队实习，倒是表现相当不错。1911年6月，晋升炮兵一等兵；8月，晋升炮兵伍长；若非因辛亥革命回国，12月蒋已确定晋升军曹。（15）30、40年代，蒋多次在公开或内部讲话中提起自己的这段实习往事，可见影响颇深。蒋介石在振武学校三年，该校的课程、课时安排（来源：黄自进，《蒋介石在日本学习的一段岁月》）注释①李敖，《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收录于《蒋介石研究（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②陈红民：《说蒋介石“学历造假”有失公允》，南方都市报。③明明学社/编辑，《蒋介石先生集》，三民公司，1927年2月，P02。该公司有浓厚的国民党背景，其出版标记，是一枚单线条勾勒的国民党党徽内置“三民”二字；其主营业务，是出售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早期领袖人物的传记、文集，以及三民主义等国民党理论、党史著作，其他题材的图书极少。④卫弦/编著，《蒋委员长奋斗史》， 建国书店，1935.07，P14。⑤周佛海，《蒋公介石五十寿纪》，1936年10月31日。收录于《青年的责任和修养》，读书青年社，1937年5月出版。⑥厂民/编著，《当代中国人物志》，中流书店，1937年7月，P01。⑦萧剑青/编译，《今代世界伟人传》，大方书局出版社，1939年2月，P09。⑧(日)石丸藤太原/著、施落英/译，《蒋介石传》，光华出版社，1937，P25。该书尚有其他多种译本，如九州书局的许啸天译本，其书名是《蒋介石的批判与反证》，该书较光华出版社的版本详细，“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书”一节，见该书P36-41。⑨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1933年10月2日在南昌行营所作演讲；蒋介石，《军官训练团之教育要点》，1938年4月17日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讲。⑩蒋介石，《兴隆山军事会报训词》，1942年8月22日在兰州讲。（11）朱执信，《论军官之改业》，1919年6月30日写。其原文如下：“已毕业者不止十期。其课程则除少数人外，皆以振武学校十一个月之预备，约一年之士官学校教程，益之以联队实习数月。”（12）蒋介石，《自述从军之经历与对于青年远征军之期望》，1945年6月29、30 日在汉中天水对青年远征军二○六师。（13）邓文仪/主编，《伟大的蒋主席》，正气出版社，1946年10月，P63-68。（14）傅润华/主编，《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6月，P02。（15）黄自进，《蒋介石在日本学习的一段岁月》，收录于《阻力与助力之间：孙中山、蒋介 亲日、抗日50年》，九州出版社，2015，P53-84。
孙中山不该被讽刺为“孙大炮”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短史记将推出系列专题，廓清笼罩在孙身上的种种迷雾。孙中山晚年照片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孙大炮”，其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唐德刚《袁氏当国》一书，说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至于“孙大炮”一词的内涵，今人多认为名副其实，如有网友说，“用在这人身上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孙中山那么大名气……好说空话忽悠人，实际办成的没几件”。揆诸史料，以上说法，其实并不成立。将“孙大炮”和铁路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党人，而非袁世凯所谓“大炮”，来源于粤语“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后来也被客家话借用。孙中山给人留下“车大炮”的印象，始于他在海外宣传革命时期。当时华侨上层人士多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使革命党的活动难以开展。1910年，孙中山在芝加哥拜访华侨时，一个开洗衣店的华侨对他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孙中山只好“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①这位华侨显然是用“车大炮”质疑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此外，孙中山被视为“车大炮”，还和他民国初年提出的《建国方略》有关。胡适即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②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也有回应这种嘲笑的用意在其中。在这些建国计划中，铁路问题是最为人所诟病的。有人回忆，“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分子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总理主张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加他以‘孙大炮’的诨号来讥笑他”。③将“孙大炮”和铁路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党人，而非袁世凯。孙中山在檀香山宣传革命的旧址孙中山自己，也常在演讲中用“孙大炮”这一绰号自我调侃对于“孙大炮”的政治含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反孙者将“孙大炮”作为一种侮辱性称呼，视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毫不尊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活动，“车大炮”这个称号也随之被带回国内，并进一步变为“孙大炮”，成为政敌对他的常用蔑称。1913年，孙中山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在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高声议论“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表现的还是“从容如常”。④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当时在他看来，“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⑤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畴则回忆，陈炯明不满孙中山，“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他当时“虽不是国民党党员，听起来也刺耳。无论如何，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部下对上官可以这样侮辱吗？”⑥显然，在革命党人眼中，“孙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挺孙者认为“孙大炮”绰号表现了孙中山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孙中山自己也不因有这样一个绰号而生气在孙中山党人、政敌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孙大炮”这个词时，多少是含有一些赞许之意的。1919年，陈独秀在文章中说，“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这里，陈独秀是用“孙大炮”形容孙的理想主义。1926年，张友渔曾甚至撰文为“孙大炮”这个绰号辩护，说“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⑦在这里，“孙大炮”被视为了一种赞美。其实孙中山本人对于“孙大炮”这个绰号，也并不十分在意。有一次，他在演讲开始时，特意说：“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后，孙中山发表演说时，也提到：“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营陈家军变为泥粉。”⑧1929年，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胡适：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为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在革命理想方面，孙中山毕生都在身体力行，努力要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孙中山让人觉得是“车大炮”，处事过于乐观，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个重要原因。如1918年，早先对复辟态度暧昧的徐世昌当选北洋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对参与非常国会的议员丁超五说：“我们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谨慎地回答：“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说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击。”孙中山不以为然，反问说：“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丁超五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⑨事实上，孙中山毕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自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1910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孙中山晚年所心系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获得成功，使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名下。至于孙中山最为人诟病的“十万英里铁路计划”，其实也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离谱孙中山的“十万英里铁路计划”，是今人嘲笑其乃“孙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据。常见的意见有二：1、孙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十万英里”这一数字太过浮夸，须知，至1950年，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国铁路总里程才突破11.2万公里。2、孙刊登在《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规划图，“与其说是铁路规划，还不如说是各大中城市之间的连线游戏……相信施工人员看到那么多笔直线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孙的铁路计划之里程，有两个重要数据。一是1912-1913年间，孙多次对外宣传“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期限十年，壮二十万里之声势，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脉”。二是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所设想的“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据孙的描述，其设计的铁路系统，合计7.6万英里，但因“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10万英里。”不管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日后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都远没有达到孙的期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孙被称为“孙大炮”，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孙当年特别参考了美国铁路的发展史——譬如，孙曾声称“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哩，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五倍于美，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考虑到美国在1880-1890年间，所建造的铁路确实超过了二十万里，而孙又一再强调自己的建设计划的核心，旨在通过出让一定年限的经营权，引入美国资本、法国资本乃至日本资本来为中国修筑铁路，则所谓十年建造“二十万里”、“十万英里”的铁路，虽然不太现实，却也还算不上非常离谱。美国铁路里程变化图。转引自欧国立，《轨道交通经济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P61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倒确实存在着非常多不专业的地方。端纳曾陪伴孙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他亲眼见到孙坐在列车里绘制线路图，“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端纳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孙在画线时并没有考虑到悬崖或峡谷、山岭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条绕过西藏的铁路永远也没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建，仅此而已。你的线路要经过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但孙中山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示意图里的“直线”，似不宜苛责过多。（见下图）最后，关于“孙大炮”这段历史公案，不妨以胡适对孙的评价作结：“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⑩孙中山绘制的铁道线路规划图注释①梅斌林：《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②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③朱蕴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追忆宋玉琳与韩蓍伯》，《朱蕴山诗文集》，团结出版社2008年， 第113页；《总理遗嘱的意义》，朱燕平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④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⑤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⑥张朋园等记录《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⑦张友渔：《革命党与大炮》，《张友渔文选（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页；⑧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烔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⑨丁超五：《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页；⑩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中朝美韩四国，怎么拍朝鲜战争？ 朝鲜驻华使馆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说明，朝鲜英明伟大的慈父金日成不能用真人扮演。电视剧《三八线》剧照近日，国内多家卫视播出了“第一部以朝鲜战争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三八线》”，引起了很多关注。韩国《中央日报》也报道称，“该电视剧打破了此前中国为了避免刺激美国而禁止制作并播出韩国战争相关电视剧的禁忌”，反映了中国“不再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全新外交姿态。”韩国媒体的这种解读，到底对不对呢？中、朝、美、韩四国，朝鲜战争主题的影视剧，近年来又各是什么情形呢？中国拍《抗美援朝》，因朝鲜当局的反对，不得不删掉所有关于金日成的内容中国近年来关于朝鲜战争的影视剧，影响较大者，除正在播出的《三八线》外，还有2001年拍成的电视剧《抗美援朝》。韩媒所谓的“看美国脸色行事”，就是指这部剧的停播。停播原因，据曾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披露：“中央台拍电视剧一定要讲（政治）。我出过一个题目——《抗美援朝》，外交部开始觉得要慎重。后来，美国人要纪念朝鲜战争，主题是朝鲜战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又找外交部，说美国人敢纪念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做？最后同意做。但是非常遗憾，当时搞慢了，片子拍了一年多，大家审看了都认为可以播，结果来了个‘9·11’。世贸大楼刚被炸，你来个抗美援朝不太好，考虑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没有播。”①因“9·11”而停播《抗美援朝》，其实并不能说是在“看美国脸色行事”。至于此剧为什么后来也没有播，则迄今并无公开资料说明。不过，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在2002年曾撰文回顾过该剧所经历的种种波折，从中不难管窥一部朝战题材电视剧的牵涉之广。据李、肖披露，该剧的筹备始于1996年；1997年初春剧组开拍；1997年6月底停拍。停拍的原因，与这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情有关：“1.朝鲜驻华使馆从媒体上得知中国要拍《抗美援朝》后，到中央电视台要求看剧本，遭婉言谢绝。这与一个国家外交使团的身份不符。2.朝鲜驻华使馆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说明，朝鲜英明伟大的慈父金日成不能用真人扮演等等，千方百计不希望中国拍摄《抗美援朝》。3.两位前志愿军同志得知《抗美援朝》要开拍，要求参与和张笑天联合编剧，……中央台……建议他们做电视剧的顾问。他们两位不同意并表示要状告此事。4.外交部来函，《抗美援朝》这一题材很敏感，关于‘第一枪’问题不好处理，真相与当年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等原因，建议暂缓拍摄。”②至1999年，事情出现转机。“1月3日，……中央电视台的新任台长赵化勇同志，见到导演高兴地说：拍《抗美援朝》有望了，外交部有了一个文，说对拍摄《抗美援朝》不持异议。同时指出要注意几个问题，不要正面表现‘第一枪’；不要出现金日成等等。”2000年初，剧组重建，7月再次开拍。因为朝鲜的反对，内容作了很大幅度的调整——“朝鲜很不情愿中国拍这部作品，中国外交部很谨慎处理这件事。在创作上就成了回避‘第一枪’问题，不出现以演员扮演金日成形象，就连金日成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兵的内容和后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主席表示感谢中国人民支援的戏也都不得不删掉。……由于把朝鲜统帅金日成删掉，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真实不得不一起删掉。”③电视剧《抗美援朝》拍摄现场的“美国军官”朝鲜方面，在2010年拍摄了以黄继光为主角的电影《兄弟之情》，用于对华外宣朝鲜国内关于朝战的影视剧，除非用于外宣，外界通常很难获知其具体内容。惟据媒体报道，朝鲜小学教科书中有课文《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举起了枪》，如此描述金日成与彭德怀之间的对话——“困难很多，如果没有先前你们对美军的战斗，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也会更加困难。”彭德怀司令说。金日成将军则答道，“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2010年，俄罗斯解密的《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也透露，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早在1955年就发现，“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里，12个战功展览厅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无关。”至于朝鲜一侧的板门店停战签字会场，“时至今日，……仍陈列着数以百计的历史图片，依旧难以找到中国志愿军的身影。”④201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之际拍摄的电影《兄弟之情》，是近年来朝鲜最广为外界所知的朝战题材影视剧。该片以黄继光为主角。2010年10月25日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了有中朝两国高级官员共同参加的首映式，“朝鲜国家电影委员会委员长洪光顺在电影放映前致辞，他说，这部电影是在金正日总书记的亲自倡议和指导下创作完成的。”“朝中央电视台在25日晚黄金时间播出了这部电影。”⑤该剧在首映之前，“朝方对此没有做任何的宣传”；首映式上，朝方曾对中方就“兄弟之情”四字有所阐释——“就是给得越多，越觉得不够的那种感情”。⑥另外，2012年上映的首部中朝合拍电影《平壤之约》（也是朝鲜首部对外合拍电影），最初设计的剧本中，也曾涉及朝鲜战争。但由双方共同创作、审查剧本，结果在历史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中国制作方无奈只能提议“故事最好不要再涉及过去”，朝方则认为“没有传统友谊，就没有新一代继承友谊”……最后实在不行，只好写“阿里郎”。⑦电影《兄弟之情》剧照2010年，韩国的朝战60周年影视剧，没有丑化志愿军，也没有渲染对中国的敌视情绪2010年，韩国为纪念朝战60周年，拍摄了电影《走进炮火》、《小小莲池》和电视剧《战友》、《一号国道》。在四国之中，纪念规模最为隆重。在四部影视剧中，《战友》对战争的描述最为全景化，讲述了9个士兵为国家出生入死的故事，全剧政治正确性很强。《一号国道》则近似于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爱情剧，讲述了一对战友的袍泽之情，以及他们与一名女医生（朝鲜军人）的感情纠葛，重在表现战争给整个朝鲜民族带来的南北分离的撕裂之痛。《走进炮火》取材自真实战役，讲述了一群学生兵如何在战火中逐渐成熟起来。《小小莲池》尝试站在完全中立的角度，讲述1950年韩国300多名无辜平民被美军误杀的“老根里事件”。简而言之，这些影视剧，虽同属朝战题材，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这几部剧中，只有《战友》和《一号国道》出现了志愿军。“《战友》是全景化处理，剧中出现的应是以彭德怀将军为原型的志愿军司令官，除了那类苏俄红军的八角帽、呢子大衣不符合史实外，倒也谈不上丑化形象，相反还有几分霸气。《一号国道》则是选取了一个普通小号手，通过描写他的战俘生活和思想转变，试图赋予志愿军更多人性化意象，以有别于过去的脸谱化。”⑧以上影视剧中的描述，与韩国教科书对朝战的表述大体一致。韩国教科书中，关于朝战描述的关键词是“民族悲剧”和“同族相残”。至于中国在朝战中的角色，其高中《韩国近代史》的表述极为客观，多如此类——“中国的介入使得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军队与北韩军向南进攻，韩国军和联合国军受挫”“苏联空军部分地参与了战争，支持中国军队”……中国学者在韩国的问卷调查显示，“这样的描述没有引发韩国人因为朝鲜战争而强烈敌视中国的感情”。⑨电视剧《一号国道》宣传海报美国不重视朝战题材影视剧，传言中要拍的《严寒17天》，迄今仍只是传言美国近年来鲜少有关于朝战的大手笔影视剧制作。2010年朝战爆发60周年时，曾有媒体报道称好莱坞计划拍摄一部以1950年长津湖战役为主题的电影《严寒17天》（17 days of Winter）⑩，但该片迄今仍不见踪影。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美国人因朝战失利，故战后有意回避拍摄朝战影视剧。有熟悉美国影视剧的网友，统计出自50年代以来，好莱坞至少拍摄了40部与朝战有关的电影，其中24部拍摄于50年代，3部拍摄于60年代，3部拍摄于70年代，5部拍摄于80年代，2部拍摄于90年代，3部拍摄于2000年以后。（11）这个数量比中国至少多出了一倍。所以，只能说相较于越战和二战题材，美国朝战题材的影视剧有限。这种有限也未必是因为战争失利，毕竟越战对美国而言更可谓惨败（2010年奥巴马还曾宣称美国赢得了朝战——This was no tie.This was a victory. It was a victory then,and it is a victory today.），但越战影视剧却甚多。有学者认为，美国朝野对朝战“健忘”，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颇多。3年朝鲜战争，长度不及越南战争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它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重塑国际体系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伟绩，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所以呢，“处于不赢不输的灰色地带的朝鲜战争，在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12）在国民记忆中没有地位，自然也就很难有市场票房；难有票房，好莱坞也就鲜少拍摄此类影片了。简而言之，就是在四国之中，美国最不在乎朝战题材影片。在IMDB网站上，电影《17 days of Winte》的进展仍杳无音讯注释①《杨伟光：解密央视》，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2期。②李前宽、肖桂云，《一场艰难的战争——拍摄〈抗美援朝〉赘语》，收录于《云开天地宽：李前宽、肖桂云研究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P224-225。③同上，P229-233。④于冬，《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教科书里的“朝韩之战”》，《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⑤《朝鲜举行电影〈兄弟之情〉首映式》，中国文化网，2010年10月27日。⑥白洁，《不能忘却的记忆——朝鲜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收录于《朝鲜半岛观察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P46-47。⑦徐词，《中朝首部合拍电影〈平壤之约〉诞生记：“一定会把朝鲜最好的展现给中国人看”》，南方周末，2012年7月31日。⑧赵博渊，《朝鲜战争60周年影像祭》，《南风窗》2010年第20期。⑨董向荣、王晓玲、李永春，《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72-74。⑩凤凰卫视，《时事亮亮点·美国筹拍朝战电影〈严寒17天〉》2016年6月7日。（11）kuku，《谁说好莱坞忌讳韩战 美国拍摄的朝鲜战争电影大集合》，时光网博客，2010年12月7日。（12）于滨，《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战研究疲劳症”》，收录于《美国问题研究 总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