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家，如何看国共两党的成败

 孔飞力同史景迁、魏斐德被合称为美国“汉学三杰”，是当代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

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书

近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不幸去世，引起中国学界、媒体的极大关注。孔飞力师从费正清、史华慈，生前曾任哈佛大学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在海内外知识圈具有广泛影响。本文旨在普及，扼要介绍一下孔氏对近代中国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

关于晚清变局

1、孔飞力反对把鸦片战争当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认为真正的开端是太平天国灭亡

西方传统汉学家，习惯于将中国的近代化的开启，看成西方（帝国主义）冲击国门的结果。但孔飞力不这样认为。在孔氏看来，“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虽然是衰落的，但却不是停滞不变的”，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列强军舰的冲击不是主因，关键还在于中国自身。①

所以呢，孔氏反对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孔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的开端，“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理由是：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②

2、中国传统史家认为清王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但在孔飞力看来：清王朝的一贯政策，是百般威胁地主精英

为什么说太平天国灭亡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了呢？这就涉及到孔氏对清王朝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基本判断。

按早年中国传统史家的看法，清王朝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孔氏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清朝统治者的财政政策，是将农民的税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同时对拥有土地的地方精英百般威胁，不让他们插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大地主一旦成为税收掮客，便会对朝廷的利益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除了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小土地拥有者（在朝廷的眼里，他们在缴税这件事上比大地主们驯顺多了）的政策之外，官府还对逃税大户实行严厉制裁。满人作为‘外来者’，从来没有受惠于中国最富有省份——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地主们，因而在税收上也对他们毫不留情。1661年，数以千计拥有土地的绅贤名流因为逃税而受到惩处，有的甚至遭到廷杖和监禁。”③

3、太平天国之乱，导致朝廷不得不更改以往对地主精英的高压政策，转而依赖他们，并下放部分收税权

换言之，清王朝为了更有效地攫取税收、稳固统治，是高度排斥“拥有土地的地方精英”，也就是地主群体的。显然，分散、贫弱的小农更易于控制。所以，雍正皇帝在位时，曾“痛下决心，要彻底结束地方精英庇护他人土地的行为”。后来的乾隆、嘉庆、道光皇帝，也继承了相同的政策。但皇帝们取得的只是短暂的胜利。太平天国之乱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们，依靠团练趁势崛起，在地方上实现了权力扩张。朝廷也不得不更改以往的高压政策，转而依赖他们，并把以往高度敏感的收税权，部分下放给他们。④

在孔飞力看来，这一重大变化，才是中国近代史，真正的开端。自此，皇权迅速溃败，中国开始出现了“地方自治”的苗头。

1940年代，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的中国南方农村

关于国共两党

4、孔飞力认为，国民政府一直试图从地方精英手里收回财政权，他们是“农村名流”的对手，而不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孔飞力从地方绅权的扩张着眼，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势，乃是重建中央集权，收回由士绅掌握的地方权力。晚清朝廷在太平天国之乱结束后，一直试图夺回地主精英手里的地方财政大权。民国政府也是同样，“自民国初年起，常规官僚行政机构便竭力试图重建自己对于地方税收的控制。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之下，各省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将地方精英从税收体系中挤压出去。”⑤

和传统中国史家把国民政府看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有所不同，孔飞力认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管有动听的政治词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农村社会有财有势的人，但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代化的南京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正在削弱农村小统治者的影响，剥夺他们的地方治安权，并将地方的治安置于正规的政府警察机构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职权范围内。”⑥

但是呢，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控制是失败的。孔飞力说，“南京政府……在县城和村庄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行政单位，……也就是乡。……但它的有效行政运作至多只是达到了比乡镇要大得多的区一级。”

5、中共依靠土地改革，终于收回了地方士绅阶层的全部权力，实现了对乡村的直接征税

中央政府收回士绅全部权力，并在乡村进行实质控制，是在1949年后。孔飞力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旧体制寿终正寝之时，他的新政权实际上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一些创新现象的继承者，其中包括……努力将未经授权的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排除出去。”所谓“中介掮客”，也就是地方士绅。

把“中介掮客从税收体系中排除出去”的基本手段，是土地改革。孔飞力说：“土地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将地方上的精英阶层当作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予以摧毁，并常常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实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地改革所影响到的精英阶层并不是大土地出租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离开乡间，住在城里），而是有一些出租土地或雇工的富裕农民。”

最终，孔飞力看到，“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灭了一个通过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收到不了国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阶级。共产党人用以取代他们的那些人，是从农民中最为穷苦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人所获得的一切都来自于共产党，他们因而不仅支持新政权，也非常乐意为新政权服务。”⑦

至此，士绅阶层完全消失。“合作社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现在，要确定千千万万小块土地的纳税责任再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税收记录也再不会因为土地转让而出现混乱，因为土地现在已经不能转让了。最后，市场体系也不复存在。”当然，新体制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孔氏说：“这种高效率的汲取体系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肯定了将乡镇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区分开来的做法”，始有所缓解。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飞力以局外人之超然，来打量中国近现代史，所得出的这些看法，对国人而言，自当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

注释：

①龚咏梅：《“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孔飞力与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②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8页。③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87-88页。④同上，第89-90页。⑤同上，第91页。⑥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1页。⑦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83—102页。